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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妈出门上班之后，吴伦可以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她既是独自一个人，又不是。她不能出门，不能上班，更不愿意和老家的朋友联系，于是便一天天地在家坐着，握着遥控器盯着屏幕，一个个地切换频道，却很少在任何一个频道上驻留。

说孤单吧，倒不孤单。往窗外一看，她就能看见楼下那个现搭起来的简易“岗亭”，里面总有两个男人盯着她住的这一栋楼；时不时地，其中一个还会上来敲门，确认一下吴伦是否真的在家。

每一天在临走时，妈妈都会把门反锁上——不是为了叫吴伦出不去，没有这道锁她也出不去——而是为了让外面的人进不来。她必须得出去上班，要把女儿独自留给几个说不清身份的、一看就像不正经闲汉似的男人，哪个做妈的也不可能放心。

妈妈对于吴伦被软禁的抗议，就像是一股细风吹上了高山，连一丝回响也得不到。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她舍不得埋怨已经精神萎靡的女儿，很快就认了命，自己调整出了一副新常态，来应对她对其毫无把控权的生活。

这一天送妈妈出门时，吴伦又瞧见了对门邻居家的叔叔。

她们母女二人在这栋楼里住了十几年，就和常叔一家对门了十几年。

“常叔，上班啊？”吴伦朝他打了一声招呼，他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眼睛都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她被软禁的事，整个小区都知道了，除了个别千方百计要关心她的，其他人都像是忽然不认识她了一样——哪怕是对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常叔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