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后来到了宣德时期，以周忱等精干官僚为代表，对江南的积欠和漕运进行了相当有成效的治理，一直延续到正德中后期，使得江南的逋欠减少了许多，可是由于周忱属于当时王振一派，因此在土木堡之后，周忱也被拿了下来，导致局面彻底无法挽回。

因此，从正德中后期开始，江南逋赋数额逐年增长，已经形成了一个骑虎难下的架势，而特别是像皇帝每年一百万两的金花银，光是嘉靖三十年到嘉靖三十九年，累计欠三百四十八万;再如万历三十七年，岁欠金花银及三十二万;天启六年统计，各省拖欠金花银二百余万;崇祯六、七年金花银共逋八十九万。

当皇帝自己的钱都被拖欠的时候，更不用说朝廷的赋税了。

“江南逋赋名目方法繁多，如活洒、死寄、畸零带管、寄庄等，而浙西一带盛行‘铁脚诡寄’，即以田产寄在亲

友或佃户名下，减少册籍上的资产，来实现逋赋的目的，这些人不纳粮、不纳耗，地方逋负自然日积月累，再加上乱挂产业于别人名下，结果祸害小民，小民无法申诉，又无力负担，便整家相率逃亡。”

林敬说到这里时，甚至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就连朝廷体恤民情而专门免除的税粮优惠，也都被这些人给利用了起来，富户们自然不用再交税，可是普通的小民输租如故，甚至还要给什么‘脚步钱’和‘冬牲’”

众臣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实际上大明朝就是这么过下来的，从小民到势豪都是拖欠的主体，而积欠逋赋的银子也都被种种名头给抹掉了，特别是到了后面，下至贫民百姓上至达官显绅，家家户户都拖欠了几十年的逋赋，然后每次有新皇登基的时候，又会以各种形式免除掉，哪怕是崇祯也下旨免除过几次积欠

当上上下下都是这么一副态度的时候，无论是士绅还是百姓，自然要想方设法来逋赋，特别是那些地方士绅们，常常在官府清缴逋赋的时候，煽动百姓们抗粮不交，甚至殴打税吏，而朝廷又无力整治乱象，使得逋赋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