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号与商号之间因为专利的摩擦，这一点大宋是没有形成明文规定的，只是对书籍的版权有着一些规定而已，而对于专利权这种特殊的东西却没有保护。

经常是要靠当地的官员进行判决，而这种没有先例的判决往往要取决于官员的脾性，好恶，甚至是心情，于是便有人开始提倡重新编篡大宋的国法，已经编写过的《皇宋宪法》好再行增减。

包拯更是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跨世纪的论调，赵祯不怀

好意的揣着，包拯这老倌被一个聪明人利用了，依法治国？是好的，但却把帝王置于何处？

说这话显然是得罪君王的，但包拯却说了出来，若是他自己的想法，赵祯打死也不信，这老倌的古板可谓是出了名的，虽然有些不知变通，可忠君二字仿佛摩崖石刻般烙在他的心中。

显然这是法家的某个人提出的言论，并且把包拯忽悠住了。

如今的大宋文化不光有法家和儒家，还有格物，这种赵祯自己扶持起来的学说已经成为了大宋的一大支柱，学习格物不单单是能为大宋牟利，更是能为自己牟利。

匠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对赵祯来说便是一种积极的信号，这些匠人即便是不服务于朝廷，也会使得大宋的民间科技出现进步，而这种进步和大宋的进步又有什么区别？

只要是封建王朝，那便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家的拿来主义用的好，匠人们会兴高采烈的把自己的成果送给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