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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听过一个传言。”

当林三酒坐在高高的工业货架顶端，一点一点地凝炼着自己的意识力时，她忽然心思一动，耳中听见了从一片幽暗的下方传来了低低的说话声，是个女声。

在广告起效后，他们抓来的十几个人就被陆陆续续地放了回去，如今只剩下货架底下坐着的这三个人了。那十几个人之中仅有一个女性，姓郑，人近中年，留着一脑袋短波浪卷儿。吩咐下属工作时，也是这个郑安最吃力——她和其他人下的都是同样一个不可理喻的命令，唯独她被下属关心了一把：“郑总，您是不是这几天有点情绪化？要不要休息两天？”

林三酒带着讶然，又留神听了其他人的每日电话，发现没有一个人被怀疑他十分“情绪化”，尽管事实上，这些突然被绑票来的人质不情绪化是不可能的。

此时她倒不必用比同行更坚决的语气说话了。“我以前就听说过，我们社会里……藏着他们这样的人，不多，时不时就会出来几个。”

“哪儿听来的？还有什么？”头一个换广告的张总急忙低声问道。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不说斯德哥尔摩吧，在人质和绑匪之间却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相理解。在彼此配合的前提下，人质们被松了绑，可以在有限区域里活动、说话、上厕所，而绑匪们就像是放羊吃草的牧民一样，高高坐在货架上看着。

“前阵子，不是老能收到那种……那种危险分子发的不好的短信吗？就是那种一长串数字看不出电话号码的，”郑安小声说，“其中一条说，这种人的存在被掩盖住了，因为……因为……咳，我也说不上来。反正，那短信上说他们是对社会不满的超能力者，还有什么要等待他们来解决社会不公之类的胡说八道。你知道的，都是那种底层失败者才会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