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皇帝陛下的意志不容违背。《明报》上很快刊登了关于李至刚案件的公开讨论。

而且极为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大明律》明确规定，禁止公、侯、伯、四品和四品以上官员及其家属、仆人经商，但没规定这些人在官员成为四品以前就是商人怎么办，而李至刚的岳父是早在李至刚入仕乃至与自家女儿成亲之前，就已经是个颇有家资的商人了，这种情况要怎么判？

二，既然《大明律》没有规定这种情况的判决方法，《大诰》也没有相关案例的补充判决，那到底是按照“法无不可即可为”，还是“法无允许即禁止”？

如果是底下府县的案件判决，当然没有这么麻烦，谁管你这些？主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只要不是太离谱，根本没人追究。

但李至刚不一样，这是堂堂礼部尚书，肯定不可能随便判。

在司法程序上，明代在惩治官吏犯罪上还是比较谨慎的，虽然在程序上规定了民间控告和御史纠查两种进入诉讼的程序，但是在审判形式上，明代法律规定的就很细致了，根据官吏的不同等级规定了不同的程序，同时还规定了奏请制度，以免对朝廷的职官体系造成破坏。

而李至刚享受的待遇就是最顶格的，三法司会审加皇帝最终决断。

而且由于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能够给他定罪，只能确定他岳父经营的古董店卖的东西有“一点点”贵，涉嫌了一些疑似交易的内容，而且有几个并不算那么关键的证人。

可古董这东西，同样一件物品，有人觉得价值连城，自然就有人觉得一文不值，光靠这个是无法定罪的，证人的证词也都没有切实的证据。

据老朱亲自撰写的《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银六十两以上者，枭首，并处以剥皮刑，衙门一侧的土地庙被作为“皮场庙”，而且每当有官员继任，都要进行一项恐怖的交接仪式，那就是把“皮场庙”里的过去贪官的人皮“请”过来，人皮内塞草，做成人形置于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继任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