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我们对什么都好奇，总忍不住翻看钱叔的东西。钱叔有一个日记本，我和小鱼不知道看过多少次。钱叔知道之后并没有生气，而且给我们讲他当兵时候的事。

小鱼泣不成声，许明远和马金涛扶着他，生怕他会晕倒。

韩渝擦了一把泪，一连深吸了几口气，稍稍平复了下情绪，接着道：我清楚地记得日记上的很多内容，1950年11月27号，钱叔提前四天过了20岁生日，因为这天中午他就要奔向战场。他匆匆吃了一碗"长寿面"，像往常去镇里上班一样跟他的母亲和姐姐告别，一个人背着行李前往集合点。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分手时频频四顾，颇有大将南征之慨。"我有一次问他，当年从军义无反顾，有没有想过万一牺牲了，家里的母亲和姐姐怎么办？他用林则徐的名言做了回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那会儿不太懂，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并且已传承千年！

韩渝如果不说这些，在场的领导和亲友几乎想不起来老钱在新中国成立前上过初中，在当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知识分子。只是后来因为家庭成分不是贫下中农，从部队回来之后没能提干。

钱叔因为有文化，参军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公路工程总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文书。这支部队是1950年11月26日，也就是钱叔出发的前一天才成立的。两个多月后的1951年2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将其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公路工程大队，按野战军编制统一供给。

韩渝看了看李教帮着写的讲稿，继续道：从钱叔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多么紧迫。与其他编制健全的作战部队不同，他们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大多是交通系统的技术干部和工人，物资严重匮乏，人员配置不齐，没有作战经验，条件非常艰苦。

钱叔认为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于是一边行军一边跟部队的技

术干部学习。到临阵前的12月7号、8号，他就学会了工程技术人员用几年才学会的业务知识，已经能协助中队长精心策划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雷管到一锹一镐……

因为部队是临时组建的，没司务长，中队的伙食和装备也归他这个文书管。他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账本。上级配发了哪些工具，队里采购了多少工具，每天伙食费花了多少钱，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花多少钱，每天吃多少粮食，都要精打细算。